我只好硬着头皮纠正他。
“呃，其实不是同一位女服务员。说起来呢，是另一个女服务员啦。不过还是女服务员，知道吧？”
老先生眼中慈祥的叔父的光芒消失了。
“咳!”他犹豫地说，“我还以为理查德属于如今世所罕见的那种年轻人，拥有矢志不渝的品质。我——我得再想一想。”
我们再没有往下谈，我回来以后把情况一一告知炳哥。
“生活费没问题。”我说，“叔叔的祝福有点不准。”
“他难道不希望婚礼的钟声响起？”
“我让他再想想。我要是庄家呢，大概开100比8赌你输吧，比较有把握。”
“肯定是你的方式不对。我早该知道，交给你准保搞砸。”炳哥说。我为他付出这么多，结果换来这么一句话，真有点比毒蛇的牙齿还要使人痛入骨髓[5]。
“难办了。”炳哥，“难办了，具体情况这会儿我还不能全告诉你，总之……是，难办了。”
他茫然地从我的烟盒里抓了一把雪茄就走了。
接下来一连两天我都没见到他，第三天下午他才现身。他胸前别着一朵襟花，表情好像是后脑勺被人拿鳗鱼标本揍了一下。